7月30日，沙特国防部在首都利雅得举办国际军事安全会议，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，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，以加强红海、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安全。会后，沙特、科威特、巴林、卡塔尔、土耳其、埃及等14国发表联合声明，支持该倡议。沙特被确定为创始国和主导国，将在境内设立联合指挥控制中心、联合海上行动中心及秘书处。
该倡议的直接触发因素，是红海紧张局势的最新升级。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，也门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坦为由，持续对红海国际商船发动无人机与导弹袭击。作为回应，美国于2023年12月19日在巴林宣布牵头组建联盟，执行名为“繁荣卫士”的护航行动，但应者寥寥。今年2月，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，沙特大幅增加经红海延布港的原油出口，红海航道遂成为其关键的替代出口通道。7月13日，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，打破了与胡塞武装的非正式停火。胡塞武装随即向沙特境内发动报复袭击，并于20日正式宣布对沙特实施“海上禁运”，此后多次在红海袭击沙特油轮，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。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打击了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。在此压力下，沙特积极推动多国海上防御机制，以联合应对危机。
红海上的一艘货运邮轮。
沙特的战略自主逻辑
过去数十年，海湾地区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。然而，在当前新的形势下，美国提供安全的能力与意愿均显著下降，美国此前主导的“繁荣卫士”行动也未能有效遏制胡塞武装的袭击。今年7月，胡塞武装袭击与伊朗战事叠加后，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伊军事行动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，对红海新战线的直接投入十分有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美国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。美国在今年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，未能充分顾及盟友可能承受的安全风险与民生代价，地区国家因此直接面临报复风险。这促使美国的传统盟友开始深刻反思其依附性的安全模式。
与此同时，沙特日益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承担更多责任。这一转变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的外交转型高度一致。此前，沙特国防大臣哈立德·本·萨勒曼已向美方表明，沙特有能力自行应对胡塞武装的威胁。在此背景下，沙特推动的地区主导型机制，既是应对现实危机的举措，也是其战略自主外交的延伸。
四国磋商机制的升级
今年以来，在美伊冲突持续发酵的背景下，沙特、土耳其、埃及和巴基斯坦频繁互动，逐步形成松散的四国磋商机制。此次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14个参与国中，真正具备一定远洋海军能力与实质性军事投送潜力的，主要也是上述四国。其余国家的加入更多体现为政治表态与象征性支持，实际军事贡献预计相当有限。
从优势互补的角度看，四国各具不可替代的资源与能力：沙特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与能源杠杆，能够提供资金与战略纵深；土耳其具备较强的国防工业基础与军事经验；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与红海关键节点；巴基斯坦则拥有可观的军事人力与职业化军队经验，并可充当连接南亚与中东的桥梁。正是这种互补，使四国能够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形成一定合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反映出中东部分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正尝试强化集体自主，减少对外部大国安全庇护的过度依赖。
3月18日晚，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地区遇袭现场升起浓烟。
地区安全自主的困境
红海危机是中东深层结构性矛盾的投射，几乎与中东所有核心矛盾捆绑在一起。这使得地区安全自主面临不少现实困境。在沙特主导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（海合会）六国中，阿联酋与阿曼的缺席极具象征意义。阿曼长期在地区事务中持中立立场尚可理解，但阿联酋的回避则折射出沙特与其在也门事务、经济竞争和地区主导权上的长期分歧。
红海安全的根源不在海上，而在陆地。胡塞武装崛起于也门持续的政治与社会混乱，红海问题又与伊沙战略竞争深度捆绑。与此同时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，胡塞武装始终将袭击行动与支持巴勒斯坦的叙事紧密相连，赋予其更广泛的政治动员与道义正当性。只要也门政治进程停滞、伊朗核问题与制裁博弈悬而未决、巴以冲突持续外溢，单纯的海上护航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威胁。不仅如此，胡塞武装的袭击策略具有高度非对称性：低成本无人机和导弹足以干扰国际航道，而防御这些攻击所需的资源远超进攻方的投入，这对防御性联盟的可持续性构成严峻考验。
外部大国因素的持续存在，使“自主”始终处于相对状态。美国虽受邀并派人出席会议，但尚未正式加入，也未作出深度承诺；欧盟已有“阿斯皮德斯”护航任务，新机制与其如何协调仍待观察。目前，该联盟仍处于行动规划阶段，其资金、技术、指挥体系都需要时间检验。
中东安全格局长期受外部大国博弈、代理人冲突与内部裂痕共同塑造，地区自主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它需要在维系与传统伙伴关系的同时，逐步构建真正有效的多边机制，并审慎处理与伊朗及相关行为体的复杂互动。
（作者系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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